书讯 | 幸福的船，几时来呢——《点滴》2021年第2期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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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船，几时来呢

——《点滴》2021年第2期看点

01

幸福的船，几时来呢——爱罗先珂与巴金及其他

周立民

　　在这篇作品（指《时光老人》）的结尾，爱罗先珂发出了非常沉重的提醒：他写了一个又闷又暗的古老的寺院，年老的人拜着古的诸神，“贵重的供养品之中，最多的是人的泪，人的汗，人的血。然而诸神最爱的供养，却是在年轻人的脑和心里面的东西”。多少年来就有教训，不能放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进来，否则将一个不留地死掉。终于有一天，年轻的人放了新鲜空气进来，古的诸神立即从高座上跌下来，也把年轻人都压死了。然而，这一群年轻人没有顾惜自己的生命，临死前对围在他们身边被解放出来的年轻人，“说是古的诸神不毁坏，人们便不会有幸福”。然而，被解放出来的人只顾沉醉在自由里，全然忘掉了这个遗言。“然而当诸神倒坏的时候，惊得暂时惘然的年老的人们，却一分时也忘不了这诸神。诸神倒下后不多久，那老年的人们便悄然的再聚在古的寺院里，不怀好意地叫道，‘倒了的诸神，并不是不能再修好；大开了的寺院的窗和门户，也并不是不能比先前关得更紧的。’”他们开始动手修复了，又把诸神摆到了高座上，接下来就要做起将人献给神的古老仪式了，而“为自由的欢喜所醉了的年青的人们，却丝毫没有觉察到这一件事，……竟将那古的诸神不毁坏，人们便不会有幸福的事，完全忘却了”。——这是一个特别有寓意的故事，在中国的语境中，巴金有很多感触，特别是“五四”的新风刚刚吹过，1930年代浓烈的复古风潮就来了。巴金对此特别敏感，他后来把这些统称为“封建主义”，而“反封建”成为他一生坚持的目标。……直到1986年，他还写过一篇《老化》，非常沉痛地追问：“那么古老的民族就不需要新的血液吗？”这和爱罗先珂说的打开窗户放空气阳光进来如出一辙，巴金提醒要警惕“老化”，不正是爱罗先珂所讲的古寺庙的故事里那些先驱者的遗言吗？

　　出生于乌克兰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对巴金先生的创作和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巴金翻译过一篇爱罗先珂的童话《木星的人神》，并曾坦言：“我喜欢他的童话，受过他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人类爱’的思想一半、甚至大半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我的四篇童话中至少有三篇是在爱罗先珂的影响下面写出来的。”“我喜欢的倒是《狭的笼》、《雕的心》、《幸福的船》等，它们给我（还有和我同时代的青年）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02

三个大伙伴

章洁思

　　马大哥是不一样的。他从小调皮，喜欢恶作剧。长大后，我们都惊叹他怎么变得如此老实。站在你面前时两只手都好像无处可放。我因为要复学，母亲就叫他陪我去工厂定做一辆三轮残疾车，他果真老老实实陪我去了好几次，还与做车的师傅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做了一辆又能手摇又能脚踏的两用车。这辆车一直陪伴我从高中进入大学，及至工作，还跟着我外地出差。记得那年在北京，一位老外拿着相机对着我的车照了又照。唉，回想起来，他真像我的亲哥，关心我爱护我，还为我安排学习生活，知道我休学多年，怕我功课赶不上，还找了许多数学题为我示例。有这样的大哥在我身边宠我，我怎不感到幸福！

　　五年前，哥从加拿大回国探亲，不知怎么得了腹泻，腹泻两月，魂魄归西。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他是三人中年岁最小的。得知噩耗，一向不打电话的马大哥特意打来电话，问了又问，想要证实。我知道他的心情，虽然大学毕业后他们各分东西，不常见面，也不像现在的人那样有那么多的同学会，但是内心的这份感情是抹不去的，年轻时的经历随同“年轻”是印刻在脑海中的。我说过，当年他们仨在京沪列车来回穿梭时，正是他们的黄金年代。

　　1950年代末，孔罗荪之子孔瑞、靳以之子章纯思、马宗融之子马绍弥都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三人经常做伴，来回于京沪两地，这是他们的黄金年代。今年3月15日,马绍弥先生逝世,当年的“三个大伙伴”都已远行。“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总有生如夏花的时节，也有暮年垂老的时节。……这一代人，正是这样一步步走来，抛洒过青春，奋斗过，贡献过。”

03

寻访巴金在松江的足迹

朱银宇

　　第三次见到巴金，是1934年……我们写信邀请他到松江来，陪他看看松江的佘山，晚上在“新松江社”歇宿，他欣然同意了。那时候，从松江到佘山没有汽车路，要坐小船，但坐小船可以观赏两岸风景，松江有九峰三泖，一路眺望，九峰起伏，使人胸襟开阔。

　　我们带了中饭的饭菜，托船家在船尾热了，船靠岸，先吃饭，然后上山游览。这一顿饭虽然简单，但也安排得干净而色香味俱备。回到松江，步行到新松江社。新松江社有一个开阔的广场，二楼的房间面对这个广场。休息喝茶的时候，他说这一天的时间过得很有意义。走到餐厅，几种有松江特色的菜肴已等着他了。第二天上午送他上了火车。

　　这是作家罗洪回忆1934年邀请巴金到松江旅行的往事。朱银宇《寻访巴金在松江的足迹》一文通过当事人回忆文章、日记和旧刊物记载等资料，梳理了1934年巴金在松江的游踪和巴金住宿的新松江社的一些史料。此外，还通过王西彦《炼狱中的圣火——记巴金在“牛棚”和农村“劳动营”》和相关史志记载，展现了1960年代末巴金在松江辰山劳动时“踉跄的背影”及劳动地的今昔变迁。

04

茅盾夫妇致刘火子、金端苓新婚贺词

夏春锦

　　长期的友谊产生了恋爱，纯洁的恋爱结成了永久的侣伴。

　　美满的婚姻成立了美满的家庭，新家庭是新社会的骨干。

　　中国人民正在翻身，中国地图正在放射着空前艳丽的光彩。

　　我们期待着忠实生动的人民翻身的新闻报导，我们更期待着新民主的新中国地图快快出版。

　　我们诚心诚意祝颂今天的一对新人：

　　将来在共同的文化工作上也和恋爱工作同样美满！

　　听呀，遥远的炮声，

　　正在欢迎：刘火子，金端苓！

　　这是1948年7月29日，茅盾以夫妻二人的名义为刘火子、金端苓写下的新婚贺词。新郎刘火子是诗人和记者，1930年代起先后任《大众日报》《珠江日报》《广西日报》记者和编辑，出版有诗集《不死的荣誉》等；新娘金端苓是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的胞妹，抗战时期先后为《世界知识》《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等杂志绘制形势地图和时事图解，受到周恩来、郭沫若的赞誉。茅盾夫妇的贺词主要就围绕刘、金二人所从事和擅长的“新闻”和“地图”两个元素做文章，并且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了对“新民主的新中国”的向往之情。贺词虽短，却可看出茅盾此一时期的思想状况，以及与金氏兄妹和刘火子之间的乡谊与友谊。

本

期

目

录

精

彩

文

摘

杨苡、赵瑞蕻致吴伯箫函

文 | 子张

　　偶然的机会，使我得见文学翻译家赵瑞蕻、杨苡夫妇在不同年代分别写给吴伯箫的信件，让我知道了1956年吴伯箫代表中国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民主德国”）参加海涅学术会议时，除了出席会议本身，还在一个晚上与正在民主德国任教的赵、杨夫妇见过面。这一方面为吴伯箫访德找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旁证，等于使吴伯箫在德国的活动稍稍有了一点拓展，增加了一些色彩。自然，从赵瑞蕻、杨苡这方面说，也差不多有同样的意义，即这些信件的披露也使他们当年任教于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的生活有了更丰富的呈现。

　　本来，在1956年以及此前的时空背景下，吴伯箫居住在北京，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基本的工作范围在中学语文教育之内，与居住在南京、任教于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的文学翻译家赵瑞蕻、杨苡既没有同乡之谊，也没有共事的经历，很难想象他们之间会有什么交集。但天下事有时就是让你意想不到地发生，你可以称奇，却不能不接受。

　　所以，在我看到这两封信的一刹那间，的确十分意外，十分惊讶，心里想：吴伯箫怎么会与赵瑞蕻、杨苡通信呢？

　　慢慢平静下来，反复读过这两封信，再仔细推敲信中的内容，一些历史背景和线索也就浮出了水面，甚至变得细腻、生动起来了。

　　赵瑞蕻、杨苡分别写给吴伯箫的信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内容，那就是他们三人在德国莱比锡的会见，但因为两人的信不是同时所写，因而也有一些内容的不同。

　　杨苡给吴伯箫的信写于1956年12月15日，也就是见面后不久，全文如下：

（由于时间，没法多写，寒假中再多谈吧！）十二月十五日

敬爱的伯箫先生：

　　您的信早收到了，书也陆续收到，谢谢您的支援。您对我们的关切已经成了工作中与生活上的无形的鼓励！那天晚上的会见是值得记忆的！

不能说是由于工作忙而迟于写信问候您。您或不能想象自从搬家后我便埋身于家务事中，每天在厨房里花去的时间是惊人的；学校为我们雇一个女工，据说是很好的一个，而且是自动要来的，每天也据说应该工作八小时，然而实际上倒要打个对折，或在这里倒比在国内更像个家庭主妇。甚至买菜也要自己买。这一切必须自己来搞，不然漏洞可大了！

　　但是搬了家确是好的，生活细节不必那么拘谨（我们自己有一套房间），整个的楼全是苏联家庭，我们这层楼上有两家，我们和在马克思大学教俄罗斯文学的克鲁耶夫教授一家。当然，可以想象到我们成了好朋友。虽然言语不大通，却和一家人一样亲切。我们经常在苏联俱乐部看电影。也一起看了苏联马戏团、中国艺术团的演出，常常在一起散步，孩子们也成了好朋友，因此我们都认为学俄文在目前更为需要了。

　　小妹小弟身体很好，但由于莱比锡天气太坏，我们的气色都不大好了。小弟小妹已于这星期开始上苏联小学。上迟了，老师特别帮助他们，这样他们也许在半年后还可以说上几句俄文。他们渴想回北京去，小弟说他只喜欢北京和莫斯科！

　　工作方面是这样的：顺利但不见得算是成功；和“磨洋工”差不多，然而绝非自己愿意如此，我的教学计划完全用不上。上一次课（二课时）只能讲两段，而他们自己备课一半却要化二小时去查字典！《文学课本》是有用的，但也只能选最浅的《牛郎织女》之类，首先他们还不会简体字！

　　我在试着搞些业余创作与翻译（应该说继续我的翻译工作），确有不少可写的，已与少儿社约定三部。有时还要写诗，我是从一九三六年开始写诗的，然而整风后却“真空”得什么也不敢写了。现在似乎也想“鸣”一下。很喜欢您的谒列宁墓的诗，正是我当时心里所想的。敬礼！杨苡

　　细读此信，信息量不可谓小，按信中提到的事情顺序，大致包括这么些吧：一、这是杨苡对吴伯箫来信和不止一次寄书的回复，看得出，吴伯箫从德国回国后与杨苡赵瑞蕻夫妇有一次完整的通信来往，因为信中提到吴伯箫在德国与他们“那天晚上的会见”，如果是第二次通信，当不会如此说。二、杨苡为不能写信而致歉意，并解释了不能致信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在莱比锡搬了家，而搬家后杨苡一半的时间都用到了处理家务上，即便校方为他们安排了一个雇工也不行，做饭甚至买菜都要靠自己。三、搬家后与来自苏联的专家“克鲁耶夫教授一家”为邻，两家人成为好朋友，一块儿看苏联电影、马戏和中国艺术团的演出。四、杨苡赵瑞蕻的一对儿女上了苏联小学，学了俄语，他们似乎不太喜欢莱比锡的天气。五、杨苡的教学工作进度因为学生的程度而不够高效，其中提及的《文学课本》应该就是吴伯箫从国内寄给他们的图书之一，那正是国内中学语文教育改革背景下《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最红火的时候，但从杨苡的信可知德国孩子由于汉语水平所限，只能读其中最浅显的《牛郎织女》一类。六、杨苡继续做自己的翻译和诗歌写作，翻译已经跟国内的出版社签约了三部，诗歌写作因为“整风”而曾经“不敢写了”，对吴伯箫写于苏联的诗《谒列宁墓》表示称赞，从“正是我当时心里所想的”一句可知杨苡带孩子去德国也是从莫斯科经过而到过列宁墓。

节选自《点滴》2021年第2期

　　《点滴》是巴金故居内刊，每年出版六期，内容与巴金及其著作有关，也旁及巴金同时代的人和事。欢迎读者投稿，诸如书评书话，读书札记，忆人论事，行旅所见等，惟求文章有点史料有点故事有点趣味；要朴素，不要流俗、滥调，更不要庸俗；那些短小精悍、大刊物上不发的文章，只要是率性之作，也欢迎来稿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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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

图文：朱银宇